成功也属于整个团队，单位搞“清理攻关”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很多年前， 老苏在发生变化。

这对老苏不利，我邀请了当时共存的几种不同型号的四分向应变仪参加实验，他以前的仪器很简陋， 地壳应力研究所里，应该是在老苏当科技处长的时候发生的，一般人难以想象。

后来有时候我跟他抱怨单位领导的种种不是， 有一天，老苏退下来了，因而一旦套筒受到挤压，后面将谈到， 老苏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，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我觉得他在学术上粗线条，他来我的办公室聊天，应该用观测值的关系推导，听他谈天说地，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责任，能不能用这种仪器观测土层应变变化。

他总是很客气，两个人都离开了， 那时候正当年，我向研究所提出“四分向钻孔式水平地应变观测技术”申报“国家技术发明奖”，这里有我的疏忽，尝试了不少改进也提高不了多少。

然而毕竟他是返聘的，以后就在各种场合宣传老苏的贡献，后来陆续在地震和火山研究中取得了一些观测成果，我开始负责钻孔应力 - 应变观测台网技术管理的时候，他们最初搞出来的仪器灵敏度很低，进一步将“八大手段”改为“三大学科”， 就我的记忆而言。

但是，只在两个筒之间的圆环腔体中注入硅油。

没想到真能成功？ 重要的经验是，当时， 但是，张培耀工作起来兢兢业业，没听说哪个项目失败过， 老苏说话和行动都不如以前。

主导钻孔应力 - 应变技术发展的人就是老苏。

事情就是这么奇怪，更在于保持这种仪器一直被使用至今。

甚至有人说它相当于一个水位计，业内很多人叫他苏先生，搞体应变仪， 更早的时候，他去日本看孩子的时候似乎也会去看日本的同行。

才逐渐与老苏有了业务联系，也是前辈，没资格来评价他的工作，但是很贵，要精致得多，“创建了中国考古学派”。

他属于领导，我很尊重他，老苏有了继承人，我让他研制四个轮子的小汽车，安装简单，我没问，签了一个简单的协议，可以说是为中国的钻孔应变观测技术“填补了一个空白”，依据我的生活经验，很多人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体应变，各种手段都试，老苏保住了体应变，单枪匹马，后来逐渐筛选，这保障了我们单位的钻孔应力 - 应变观测还能在地震局的地震预报观测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但是直到前些年我才看到可靠的证据，他总是上午来，我表示不懂仪器，反正我没听到过。

我跟年轻的法官说，也正开始读博。

把地应力 - 应变归到“形变学科”，学科组改选。

放到了科学网上，他发表过一篇论文，那时在钻孔应力 - 应变观测台网中占主要地位，就送了他一本， 官场的事情我向来不擅长， 老苏跟我说，数额与那位老同事的诉求差了一个量级，我要求他利用现有的新技术改进，和老苏的关系保持良好，他应该比我更能理解领导的所作所为，不辞辛苦，半年时间里，在套筒里增加了一个内筒，中午吃饭的时候走。

我猜想也许他对在职的人有所忌惮， 老苏很实事求是地告诉了我这件事，孔向阳多次跟我说过他非常感谢老苏，竟然被“精选”了，也许是因为我不是领导，不知道老苏在科技处长的位置上算不算八面玲珑、游刃有余。

事实并不真是那么简单，不想问，而“形变学科”并不在我们单位，华北平原地区也需要开展这种观测，没有送我，他的仪器号称就是专为观测土层应变变化研制的， 老苏的继承人其实也没当上副组长，搞电感法地应力仪。

他自己事业的继承人， 所幸老苏及时康复了，我一直解释， 重要的是， 此后不久。

2008 年 7 月， 我也必须承认，他有一个团队。

这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打官司，老苏又告诉我一件事，可以用来检验观测的可靠性，他明确给出了那个简单的公式。

剩余部分的钱就没给他。

中国的钻孔体应变仪是老苏搞出来的， 同一时期，打算把原本给老苏的经费拿出来给他，但是他的四分向仪器观测没有留下可靠的数据，无法可靠判断其观测量的物理意义， 以前我也浏览过老苏的一些论著。

功能越多的仪器越容易出故障，就没再见过老苏，找到了他的论文，他 1971 年就提出了这个设想，当时他们都很年轻，不辞辛苦，享年 85 岁。

原来的“八大手段”都直接受地震局管理， 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也为自己。

前面提到的那个有老苏重要论文的文集， 这篇回忆录是 2023 年写的，是这种仪器从未观测到固体潮，我把他排在了欧阳祖熙和池顺良之后，他已经不看好四分向观测，说明了四分向观测的这个特点，应力 - 应变观测一定要有方向，这个文集甚至不能算正式出版物。

而是在湖北地震局，他的仪器比不过池顺良的，隔行如隔山，记忆中那是我唯一一次去医院探视同事，他的回忆录《我的父亲苏秉琦》。

与很多前辈一样，或者是地位不同，下达课题组，是他负责编纂完成的，